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从此开始，达利和加拉结合在了一起，在MNAC的总监佩佩·塞拉(Pepe Serra)看来，这是一个贯穿终生的“合作项目”。

　　在许多人眼中，加拉就是达利的创造者，而达利呢，用塞拉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最了不起的作品”。但迭戈相信，加拉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她也参与了达利的绘画创作，她是个表演者。”

　　创造性合作

　　在几十年里，达利反反复复把加拉搬上画布——要么是一片荒芜的废墟前，一张巨大的带着微笑的脸，面容端庄，烤羊肉像军人的肩章一样搭在她的肩上;或是支离破碎的拉斐尔风格的圣母;亦或者是不动声色的妇女，解开衬衫，暴露自己左边的乳房。

　　《妇女和孩子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Woman-Child， 1929)　　“你很难想象出一个这么被动的加拉，乖乖坐在椅子上，任由达利摆布，让他告诉自己该坐哪，手放哪，穿什么衣服，”塞拉说，“至少他们得一起决定。”

　　达利看到了妻子的创造力。他的许多画作落款都是“加拉-萨瓦多尔·达利”，这虽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策展人迭戈和塞拉则认为，当代的观众对合作的艺术项目已经不陌生了，对他们来说，两人的创作型合作不难理解。

　　虽然加拉一般习惯躲在幕后，默默地当达利的缪斯，但在《维纳斯之梦》(The Dream of Venus)这个早期装置艺术的设计中，她的功劳充分展现在了作品中。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这件根据达利的画创作的作品首次亮相。这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让观众从女性的双腿下面穿过，进入室内，被包围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稀奇古怪的华丽场景里，背景则是达利的画。

　　在许多照片中，加拉都在与达利讨论着艺术创作，两人一起设计装置中工作人员的服装，她还帮忙把各个部分组装起来。“她本可以做《维纳斯之梦》的模特，但加拉依然决定要成为创造它的艺术家。”迭戈说。

　　对达利来说，加拉就是他不灭的灵感之源。正如《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中展现的那样

　　达利的名气不断增长，财富也逐渐积累，加拉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的生活开始按照精心的安排连轴转，而这些安排，用塞拉的话说，共同组成了“达利项目”。

　　然而，这位艺术家的成功，也让他逐渐沦为超现实艺术家们眼中的“商业叛徒”，他们给达利起了个轻蔑的、话中带刺的绰号“美金狂人”(Avida Dollars)。加拉嗜赌，而且愿意在年轻男人身上大笔大笔地花钱，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话柄，可以对这对夫妇“贪得无厌渴望金钱”横加指责。

　　加拉的行为自然是可恶的，她让达利在成千上万张空白画布上签字，好在上面伪造达利的画，从中捞上一大笔油水;和年轻情人的感情，她也一直来者不拒，即便这个男人是马克思·恩斯特的儿子——他父母的婚姻正是毁在了加拉的手上。

　　萨瓦多尔·达利和加拉一起讨论《维纳斯之梦》装置。摄于1939年　　然而在1969年达利送给她的普博尔城堡中，你可以看到加拉的另一面。塞拉认为，这座城堡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杰作。“这座城堡森严古朴，除了几幅画以外几乎空无一物，”迭戈介绍说，“它给你一种感觉，就像一个被放逐的人。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加拉本身就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可能对“既是缪斯，也是恶魔”的说法更熟悉，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展览可能会大吃一惊，但正如迭戈所说的那样：“不停地鞭笞加拉，将她形容为‘一个恐怖的女人，不管达利做错了什么事，她都是罪魁祸首’自然容易，但难的是静静坐下来，重新审视她的性格为人。现在也许是时候客观地看看加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