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布罗德违背卡夫卡意愿，出版手稿中的小说到底是不是道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引发了整个文学史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巴林特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正如巴林特说的那样，“布罗德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唯一一个遇到这种两难窘境的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也希望屋大维能在他死后焚毁《埃涅阿斯纪》的诗稿，但他的遗愿同样没有得到满足。违背作者的希望，保存他的作品，这就意味着这件艺术之于读者或观众的重要性更甚于其创造者。从严格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布罗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卡夫卡的作品得到出版，不计其数的读者们从书中获得了愉悦与启示，成千上万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们也有了工作。而要是这些手稿真的被烧掉了，受益者就只有驾鹤西去的作者。

　　不过卡夫卡是个由文学织就的妙人啊，他就真的希望自己作品付之一炬吗?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卡夫卡的遗嘱，就会发现这封信其实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晦涩难解、模棱两可，一百个人能得出一百零一种解读。更重要的是，这封遗嘱还泾渭分明地划清了他已发表的故事和未发表作品的界限，他认为，那些发表过的东西才是“有效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想出版这些东西，”卡夫卡补充说，“看如果有人想保存它们的话，我也不会拦着。”他似乎留有一丝残念，还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找到读者。他选择布罗德为自己实现遗愿，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个绝对不会按自己指示办事的人。这看起来就好像卡夫卡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流传后世，但不愿意自己担起这个责任。巴林特在书中总结说：“即便是在自我放弃的时候，卡夫卡还是受困于优柔寡断。”

　　布罗德呢，他从来都没有质疑过好友卡夫卡文字中的重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成功为《审判》和《城堡》找到了出版商，但直到三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才真正遇到了伯乐。当时纳粹主义甚嚣尘上，读者们愈发觉得，自己就真真切切地身处卡夫卡描绘的世界中——伪造的法律和无意义的暴力。尽管当时纳粹的反犹主义禁止卡夫卡的作品在德国发表，他的作品还是风靡起来。

　　1939年，就在纳粹军队占领布拉格的当晚，布罗德逃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多年来，他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还逃到了巴勒斯坦，在特拉维夫定居，直至1968年离开人世。和许多被挤出纳粹德国的移民一样，布罗德一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更加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当地的文坛只看重希伯来语写作的作品，巴林特在书中也指出，卡夫卡的小说在以色列本土的地位从来没有达到过欧洲和美国的高度。

　　马克斯·布罗德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德国学者坚称卡夫卡的手稿所有权应该归于德国，由德国的学者们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价值，而不是被遗忘在耶路撒冷的哪个角落里落满灰尘。然而反驳的人会说，要让卡夫卡把自己的遗产留在那个杀戮了他家人的国家里的要求简直厚颜无耻。巴林特在书中引用了某位以色列学者一句扎心的话：“德国人历来就不懂得爱惜和照顾为何物，他们连卡夫卡三个妹妹的性命都照顾不好。”那么以色列有没有权利拥有卡夫卡的手稿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牵扯文学因素以及法律问题。贝林特在书中写道，法官把这些手稿判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就意味着“肯定卡夫卡本质上是个犹太作家。”但这就是《卡夫卡的最后审判》全书最核心的问题了：他到底能不能算作犹太作家呢?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我们能获得什么?又有没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居住在犹太群体中，被身边严重的、有时甚至会诉诸暴力的反犹主义围剿。虽然他成长中与犹太教的接触不多，但卡夫卡对犹太文化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深受意第绪语戏剧和犹太教哈西德派民间故事的影响，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梦想要搬去巴勒斯坦，甚至还为此学习了希伯来语提前做准备(卡夫卡的希伯来语笔记本也在伊娃·霍夫的遗产中)。

　　但如果你不知道作者的身份，读完卡夫卡的书，你也根本不会发现他是个犹太人。“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像寓言中的角色一样，具有普遍性：约瑟夫可能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如此，许多犹太读者，包括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还是觉得卡夫卡的作品是脱胎于他的犹太民族性，反映其作为犹太人在中东欧地区的生活的。卡夫卡属于那一代犹太人，他们已经脱离了说意第绪语的东欧传统，但也无法融入轻蔑、敌视犹太人的德国文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德国的犹太作家“后脚被先辈们的信仰和传统死死拽住，前脚不断摸索，但从来没找到新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