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Misha Vyrtsev　　原标题：卡夫卡手稿的所有权之争

　　德国和以色列档案馆为卡夫卡的手稿花落谁家的问题走上了法庭，但这已经不仅是法律的拉扯，更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问题。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位粉丝曾经将他的小说装订成册，整理成整整三大卷送给卡夫卡，但卡夫卡却暴跳如雷：“这些乱涂乱画……不过是把自己脑海中的恐惧倾泻到纸上而已。”他回复说：“它们根本不应该印出来，还不如统统烧掉。”不过与此同时，卡夫卡还相信他在生活中除了写作之外再没有别的目标了：“我这个人就是由文学做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很显然，卡夫卡在小说中展现的矛盾心态不过是彰显了他对自己内心强烈的不确定性。那么他有权把自己可怕的想象强加给这个世界吗?“如果你帮不上忙，就应该保持沉默，”卡夫卡若有所思，“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无助感侵蚀到别人，害病人的病情恶化。”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无力感让卡夫卡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坛占据了一个亮眼的位置。《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审判》中，约瑟夫·K则一睡醒就被捕，来到一个不大正规的法庭，被扣上不明不白的罪名。这两个主角已经成了现代人物的典型。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认为，在荒诞、异化的二十世纪，卡夫卡的地位就如同但丁和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己时代的精髓。

　　如果卡夫卡能活到今天，读到本杰明·巴林特(Benjamin Balint)这本充满戏剧性又不无深意的新书《卡夫卡的最后审判》(Kafka‘s Last Trial)，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的“乱涂乱画”竟然有这么高的价值、波及这么广——不仅在文学领域被捧上神坛，还影响到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巴林特这本书的核心是一场官司，因为这些幸存的手稿当时都为个人所有，保存着手稿的伊娃·霍夫(Eva Hoffe)目前住在特拉维夫，而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为了将这些手稿收归国有，耗费了近10年。这场争夺在当时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所以现在揭晓手稿的最终归属应该不算剧透了。在2016年，以色列政府从垂垂老矣的伊娃·霍夫手上夺回了手稿，赠予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在巴林特的书中，这桩案件已经远不止遗嘱和法律条文这些细枝末节的拉扯了，它提出了更加重大的问题，牵扯到国籍、宗教归属、文学，甚至是犹太人大屠杀——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就在这场惨无人寰的屠杀中遇难，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卡夫卡后来患上了肺结核而英年早逝，在某种意义上逃过了大屠杀。伊娃的手稿是母亲埃丝特·霍夫传下来的，而埃丝特之所以能拿到这些，都是因为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死后的遗稿保管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馈赠。霍夫原本打算把这些手稿都卖给位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和其他的德国文学安放在一起。但这样一来，德国文化界就要引发一场地震，因为这意味着德国默许认可卡夫卡的德国作家地位，尽管他从来都没有过德国国籍，只是一个布拉格人，生于斯，且常住于此。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坚持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犹太人民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手稿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以色列。

　　1924年，卡夫卡去世，时年40。在当时来看，他根本不像是个能够跻身世界名人堂的人。在德国文艺圈他虽然小有名气，但一直以来，卡夫卡并不是个职业作家，平日里他有一份正经工作，在保险公司处理法务问题。他讨厌这份工作，但却总能把活儿干好。卡夫卡在杂志上发了一些短篇故事，也出版过几本薄薄的小说，包括今天成为经典的《变形记》《在流刑地》和《饥饿艺术家》，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博得多少关注。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审判》和《城堡》在当时还只是手稿，到卡夫卡离开世界的那天，都隐没在角落里无人知晓。

　　《卡夫卡的最后审判》　　众所周知，卡夫卡希望保持现状。布罗德后来去给卡夫卡清理书桌的时候，发现在临死前他给自己留下的信。在这封“遗嘱”中，卡夫卡希望布罗德能帮他把手稿、日记和信件全部焚毁。但布罗德太仰慕卡夫卡了，甚至视为偶像，他没有按照好友的心愿行事，而是花上自己的余生来编辑这些小说、投给出版社并奋力推销——他还为卡夫卡写了本小说，在布罗德的书中，卡夫卡化身成一个叫“理查德·加尔塔”(Richard Garta)的角色。布罗德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卡夫卡在人们心中永葆青春，也让自己青史留名。虽然布罗德本身也是个高产的作家，有一些不俗的作品，但今天的人们提到他，往往都是因为他和卡夫卡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