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衔浙派人物画，创造新中国人物画经典风格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传统中国画的革新成为当时美术界的迫切任务。如何突破传统国画的规范与束缚，创造能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国画”，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革新、发展的主题，“新国画”要求新的内容、新的形式。顺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 1955 年，方增先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了中国画系，原本学习油画的方增先也因此被转入国画系。在此背景下，天资聪颖、勤奋钻研的方增先充分利用学院当时的教学资源，博采中外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主要是写意花鸟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材料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探索由此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也是中国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篇章。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由于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易于掌握，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学校的重视，很快在浙美的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而方增先也以其对于中国人物画现代化改造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艺术“经典”，蕴涵着丰富的艺术、历史、政治、社会等诸多价值和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是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是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正是这些记忆，让我们能更清醒地反思过去、立足现实。

　　探索个性化水墨语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也宣告了极左文艺路线的终结，中国文艺界迎来新的春天。美术界，对于艺术本体的思考重新为人们所关注，关于艺术中的“内容与形式”、“形式美”等问题的讨论成为一时之焦点。摆脱了长久以来的政治附庸地位，发掘真实美好的人性、表达纯朴真挚的情感成为艺术家们绘画创作的主要动力。面对日渐自由宽舒的文化环境，方增先以极大的热情和愉悦的心情投入到创作中。一方面他努力弥补自己在中国画传统基础工夫上的欠缺，另一方面他不辞辛苦、深入青海藏区，作了大量的人物写生。 1984 年，他创作出自己在文革后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帐篷里的笑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随着对外窗口的开放，有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的各种图书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的视野一下子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他们开始尝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创作，寻找自由表达的途径，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写实人物画亦由原先的主流而变成为多元艺术中的一元。同样，在政治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渐渐弱化后，写实人物画如何走出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形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自我个性化语言的新面貌，成为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

　　在时代发展变化和个人自觉艺术追求的双重推动下，方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以寻找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为此，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之间苦苦求索。他既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和形式资源，在水墨人物画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中构成和变形因素，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做研究，还回溯历史向传统中国画寻求笔墨形式与精神内涵上的支持，将文人画的笔墨特性、审美意趣反复琢磨、研究，融入进自己的创作。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画了大量的草稿、速写，不断进行自我语言上的锻造和提炼，以寻找联结古今东西且能表达自我情感和精神的个人风格图式与水墨语言。这是试图超越自己既有艺术成就的非常勇敢的探索。从青海写生到古代诗意画和白描人物，再到积墨法的实验以及结合书法线条的平面造型探讨，方增先以一个与时俱进者的姿态进行着自我艺术征程的跋涉，在不断地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超越自己。

　　以 皴、擦、点、染为基本技巧的积墨法在宋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方法基本上也只是在山水画中运用而已。方增先为寻找新的水墨人物表现方法，在学习和研究传统绘画的过程中，受到山水画积墨法的启发，而萌生将其引入自己的人物画创作的想法——用以增加所画人物的厚重感和质感，并立刻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