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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摄影家镜头外的人生

  http://www.artpangu.com   时间:2014-01-31 11:23:51    来源: 新民晚   点击:

  抽屉里的浪花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参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居民一半务农、一半打渔,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破破旧旧的戏院,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农渔之家》。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让我对中国历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印象也很难纠正。

  电影盛行后,歌仔戏跟着没落,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在本土电影方面,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劳莱与哈台》的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岛民们透过电影,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大陆的省份、都市成了台湾的街道名,像陕西路、青岛路、南京路、长安路、 西藏路、沈阳路、迪化街、宁波街、哈尔滨街……这样的路名全省可见,提醒百姓“毋忘祖国”。城里、郊外布满“反共抗俄”、“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标语,仿佛字写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无论是桥头、巷弄、山顶或海边,不时会出现“此处禁止测量、描绘、摄影、狩猎”等警语,仿佛无处不是禁区。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在那期间,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直到蒋经国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严政策。

  还好,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在这里,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我就是一个幸运者,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几个钟头一下就过了。

  那时,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浸过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

  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央求过几年后,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后来,我们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当初最想出走的,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

  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四叔、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上班,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算是镇上的小资阶级。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四叔、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四叔会吹萨克斯风,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一个三五人的小型乐队就这么组成了。

  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活泼、可亲又有趣。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

  那时四叔、五叔已跟我们分家,五婶到小学教书,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我便把它打通、改造,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让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装置,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高中三年,这里既是我的画室,又是我的书房,迷上古典音乐后,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间时,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发现不少家族的老东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一把日本武士刀、两顶降落伞、一顶日军钢盔,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书籍。我揣摩,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武士刀、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

  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连办完丧事后,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缝成衣裤,穿出去拉风极了。后来,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国力衰弱,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伞,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原来,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

  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他们各有各的腔调,发音也不标准,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师都非常凶,记得小学时,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就会被狠狠地处罚。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长大后想起来,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一夕之间与亲友、所爱天人永隔,那种痛岂止是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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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张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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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AG: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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